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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直隸總督署舊址（河北省保定市）。

□ 江隱龍

古代中國諸法合體，政府與法院都被“衙門”整合，故而法律在追求公平正義之外，自然而然也沾上了“官威”，正所謂“衙門深似?！?。那么，官員是如何通過衙門器物強化自身權(quán)威的呢？這里門道可多了。不過，越“神秘”的事物就越要以平常心來審視，從行政司法的角度來看，這些法律器物畢竟以實用目的為主，褪去被大眾文化夸大的“官威”，衙門之中一定還藏著一副不為大眾所知的面孔。

從戒石坊到肅靜牌：朝廷眼中的親民

衙門的建筑與陳設(shè)，較多保持了朝廷律法制度的本來面目，故其內(nèi)涵與官方話語體系更為接近。經(jīng)過衙門門口的八字墻，最先見到的往往是照壁。照壁又稱“蕭墻”，早在宋金時期已多見于中原，并非衙門所獨有；但衙門照壁上?？痰牟皇羌閳D案，而是一種在中國古代神話中也稱得上“生僻”的神獸。這一神獸的名字已在現(xiàn)代漢語中消失，其寫法為反犬旁右加一個“貪”字。這是一種狀如麒麟的三足神獸，嗜吞金銀財寶，盡管腳下已全是寶物還依然貪心不足妄圖吞日，最終因為奔跑過急跌入海中溺亡。將這一神獸吞日的圖案刻于照壁自然不是為了震懾百姓，而在于令官員戒貪。

衙門大堂，也就是公堂前，又有戒石坊，上刻《令箴》銘文?！读铙稹繁緸槲宕裰髅详扑?，宋太祖趙匡胤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敕令各府縣衙立石刻銘并護以亭，立于衙署大堂前。明清沿襲此制，而以牌坊代之，稱為戒石坊。公堂是衙門的核心，也是戲曲、影視劇中表現(xiàn)衙門的主舞臺。公堂正中，是官員處理政務(wù)的公案，公案背后的墻壁或屏風大多繪有“海水朝日圖”，亦有“松鶴長青圖”（如霍州州署）、“云燕朝日圖”（如內(nèi)鄉(xiāng)縣衙）等。公案左右各列“肅靜”“回避”牌、官員職銜牌以及軍杖等物，統(tǒng)稱為“執(zhí)事”，以壯聲威。

毋庸多言，八字墻、照壁、戒石坊、官聯(lián)、屏風、執(zhí)事等元素寄托了整個國家對官員秉公執(zhí)法、愛民如子、大公無私等官德的期待，這也正是衙門所應(yīng)當具備的官方解讀。然而將視線轉(zhuǎn)至民間，故事卻有了另一個版本。

從驚堂木到殺威棒：說書人眼中的官威

與衙門的建筑、陳設(shè)相對，公案上的器物通過各類民間文學作品，展現(xiàn)出了衙門的另一張面孔。公案之上，通常依次陳列著印璽、誥封架、裝著令簽的簽筒、筆筒、筆架、黑紅硯臺、驚堂木、放告聽訟的牌子等什物。誥封架放皇帝圣旨及黃綢布包裹的主官印盒，令簽、黑紅硯臺、驚堂木為主官發(fā)號施令的工具。這些器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驚堂木。驚堂木是官員在斷案過程中震懾犯人，維持秩序的器物，與后世的法槌相似。但法槌是十足的舶來品，其前身與驚堂木無關(guān)。

“彰官威”的另一面是“殺民威”，這就又要提到常見于公案小說中的“殺威棒”了。關(guān)于“殺威棒”，最著名的典故莫過于《水滸傳》中曾讓林沖、武松和宋江折腰的“一百殺威棒”。據(jù)書中所述，“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雖然《水滸傳》里將“殺威棒”的起源說得分明，但史書中并不見“殺威棒”的記載，與之相應(yīng)的是自秦以降所流傳的“笞刑”（秦時的“笞”寫作“治”）。公堂之上多有拷打之刑，倒未必是因為受刑者一定有罪?！短坡墒枳h·名例》有言：“笞者，擊也。又訓為恥，言人有小愆，法須懲戒，故加捶撻以恥之?！笨梢婓仔讨懈薪倘酥獝u的教化意義，這與《水滸傳》中的“殺威”之意大有相近之處。

從民間文化的角度來看，驚堂木與“殺威棒”是公堂中最常見的器物，而其蹤跡少見于史書而多見于文學作品或許更能說明衙門在民間的印象：從朝廷的角度來看，官署的一切元素都在努力體現(xiàn)其親民的一面；而在百姓眼中，官署終究還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衙門。

從令簽到犯由牌：廟堂與江湖的合流

公案上還有一件頗具儀式感的器物，那就是令簽。與“肅靜”牌和驚堂木相比，令簽上少有文化內(nèi)涵，這反而讓它多了一絲“價值中立”。

清朝余懷所著《板橋雜記·雅游》中提到教坊司內(nèi)除衙署，公座外，尚有人役、刑杖、簽牌之類，且有冠有帶。這里的簽牌，指的是拘捕犯人的片狀憑證。公案上的簽多為木制，因以朱墨作記故也稱“朱簽”。清朝蒲松齡所著的《聊齋志異·詩讞》中有“先生標朱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一句——官員書寫文書多喜用紅色標記，三國吳謝承《后漢書》中有“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jié)，罪囚當斷，妻夜執(zhí)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的典故，朱簽的形制也正合此傳統(tǒng)。不過有時簽上需要記錄更多內(nèi)容，木簽的形制就不夠書寫了，于是簽票漸漸流行開來。簽票不僅要注明公役權(quán)限，更要注明授權(quán)人員的具體情況。這種內(nèi)容豐富的簽票從名稱上也可以推斷出其材質(zhì)不是木與竹，而應(yīng)當是紙。

明清以降小說盛行，許多史書中所未盡的歷史細節(jié)都能從各類文學作品中找到記錄，而令簽作為以實用性為主的器物，同時淡化了朝廷與民間兩方的語境，反而在文化意義上成為廟堂與江湖合流的載體。

（文章節(jié)選自江隱龍《法律博物館：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華館）》，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