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互聯(lián)網(wǎng)法院對公益訴訟人杭州市拱墅區(qū)人民檢察院訴鄧某、肖某侵害未成年人信息民事公益訴訟案作出判決,責令被告鄧某、肖某支付損害賠償款30萬元,專門用于個人信息保護或信息安全等公益事項,并在國家級媒體上向社會公眾刊發(fā)賠禮道歉聲明。
2020年,肖某告知鄧某想要注冊一個販賣個人信息的網(wǎng)絡平臺:用戶可通過平臺注冊成為商家,對外出售個人信息,由肖某從中抽成營利。兩人一拍即合,肖某借用鄧某身份證件注冊了工作室,以工作室名義運營販賣個人信息的網(wǎng)絡平臺,并對外開放注冊。兩人也在平臺中注冊成為賣家,對外出售公民個人信息。
2020年10月,上述平臺因出售公民個人信息被關閉。2021年3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qū)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肖某、鄧某以及涉案平臺賣家分別作出刑事判決。
肖某自述,涉案平臺已累積200余名賣家,共抽成2萬余元。據(jù)悉,該平臺網(wǎng)站數(shù)據(jù)庫內(nèi)儲存有大量公民身份證號碼,且多數(shù)為未成年人身份信息,涉案平臺交易總金額超47萬元。
法院審理后認為,鄧某、肖某在未取得未成年人及其監(jiān)護人同意的情況下,從他人處購買獲得大量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并自行組織搭建、運營涉案平臺,用以出售并允許他人出售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上述行為屬于非法收集、買賣個人信息的大規(guī)模侵權行為,損害了公共信息安全領域的社會公共利益,傷害了社會公眾的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
在搭建涉案平臺過程中,肖某已明確告知鄧某借用身份證的目的系注冊公司并運營涉案平臺,且鄧某自認其知曉建立、運營涉案平臺的目的。同時,兩被告的侵權行為均依托于涉案平臺,平臺是其實施侵權行為的手段。故兩被告共同實施了侵權行為,主觀上也具有共同意思聯(lián)絡的故意,侵害了眾多個人的信息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該損害結果與侵權行為有直接因果關系,構成共同侵權。
肖某系涉案平臺實際控制人,從中抽成營利。鄧某參與搭建、運營平臺,亦系所有非法交易的基礎,其危害性應從整個涉案平臺出售的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予以考量。鄧某、肖某侵害眾多不特定未成年人的利益,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失難以界定,但涉案身份信息數(shù)量大、總銷售額已超47萬元,公益起訴人要求鄧某、肖某承擔30萬元損害賠償金,具有事實根據(jù)和法律依據(jù),符合比例原則,依法予以支持。該賠償款交由公益訴訟起訴人代為保管,專門用于個人信息保護或信息安全等公益事項。(余建華 沈堃)
法官說法
本案中,鄧某、肖某不僅非法收集、買賣個人信息,還通過搭建、運營平臺,組織他人共同買賣個人信息。平臺上所有買賣個人信息行為均依托于平臺發(fā)起,故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較之單個個人信息買賣行為更為嚴重。因此,法院未采納鄧某、肖某主張在單獨出售個人身份信息的范圍內(nèi)承擔財產(chǎn)賠償責任的抗辯,而是認定鄧某、肖某實施具有意思聯(lián)絡的共同侵權行為,從平臺涉及的總體交易量、銷售額評判鄧某、肖某的損害賠償責任,根據(jù)比例原則,判定鄧某、肖某應承擔30萬元的損害賠償金。本案有效懲治了公民個人信息交易黑灰產(chǎn)業(yè)鏈,維護了社會公眾尤其是未成年人群體的個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