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信息財產價值外化路徑新解
基于公開權路徑的批判與探索
□ 彭誠信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
□ 史曉宇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法與社會研究院研究助理）
數字經濟背景下個人信息內含財產價值
數字經濟在當前的技術背景下正在成為一種新興的人類高質量經濟形態(tài)，其核心是通過信息的海量收集、加工和整合形成大容量、高速度、多樣化的數據集，從而借助對數字化后的知識和信息的使用，指導企業(yè)開展富有洞察力的商業(yè)決策，實現(xiàn)資源的快速優(yōu)化配置與再生。數字經濟的兩大核心是數據和算法，而數據的主要來源是對個人信息的收集，收集后的信息在經過深度處理后轉化為具有財產價值的重要資產，成為數字經濟發(fā)展的重要驅動力。
個人信息財產價值外化路徑的研究空白
個人信息保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被置于“人格權編”，個人信息權益被作為一種人格權益進行保護。不過，個人信息權益相對于傳統(tǒng)的人格權又有不同，即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是內含財產價值的人格權益。個人信息天然的財產性基因決定了個人信息保護需要關注其商業(yè)利用的路徑，即其內含的財產價值如何與主體分離，外化為可以積極利用的財產，從而為個人信息主體獲取數字經濟發(fā)展的紅利提供法律路徑。在現(xiàn)有的理論研究中，對個人信息財產價值的外化路徑研究尚存空白，而數字經濟蓬勃發(fā)展的現(xiàn)狀已經要求必須對個人信息商業(yè)利用中的財產價值保護有所回應。
個人信息財產價值外化之傳統(tǒng)公開權路徑的批判
個人信息財產價值外化需要遵循人格權益向財產權益轉化的一般理論，對此美國法上的公開權歷經多年的判例法和制定法的發(fā)展，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不過，傳統(tǒng)公開權路徑與個人信息財產價值外化存在本質區(qū)別。
第一，公開權中的人格標識與主體之間的關聯(lián)方式與個人信息不同。姓名、肖像等人格標識與主體之間的聯(lián)系主要是以受眾消費者認知作為識別依據，而個人信息對自然人的識別主要是數字化技術手段的識別。因此，對于某一條個人信息，不會因主體的不同而在識別方式和手段上有差別，而公開權中，社會公眾識別和區(qū)分主體標識的前提就是主體本身的聲譽、名望等個性，體現(xiàn)了其權利主體較之于一般群體的區(qū)分性。
第二，個人信息財產價值的外化主要表現(xiàn)為數據生產，即從個人信息主體獲取原始個人信息經過匯集、推演、分析，形成高質量的衍生數據和數據產品，從而凸顯財產價值。在數據生產環(huán)節(jié)中，無論是匯集性的數據處理還是分析性的數據處理，主要的貢獻和參與者都是以數據企業(yè)為代表的數據生產者，個人信息主體處于被動參與的狀態(tài)。與之相反，公開權保護模式下，某一姓名或肖像等人格標識的價值恰是基于主體個性或身份的與眾不同，才喚起社會的關注，帶來經濟效益。
第三，基于主體身份控制所形成的經濟產權、個人自治理論等傳統(tǒng)公開權所遵循的法理基礎與個人信息的本質存在沖突，經改造的公開權只能限于用戶創(chuàng)制和生成內容的網絡交流社區(qū)適用，而無法涵蓋所有的個人信息商業(yè)利用場景。個人信息中的財產價值交易鏈條具有時空上的無限延展性，遠非傳統(tǒng)的有形資產所遵循的線性交易結構所能涵蓋。
個人信息財產價值外化路徑的探索
（一）個人信息與主體分離的可能性
個人信息關乎個人在傳統(tǒng)線下社會的自然評價和在數字社會的算法評價，是構成個人人格完整性的重要內容。個人信息的人格屬性決定了其不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進行商品化，個人信息商品化在本質上是個人信息之中財產價值的外化。然而，由于個人信息之上人格利益與財產價值在物理上的不可分性，使得個人信息財產價值的商品化也需要受到限制，否則破壞人格完整性便是損害個人人格的尊嚴價值。個人信息內含的財產價值經線上自動化處理后便可外化出來，如果能夠確保個人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個人信息主體便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自主決定何時、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人傳達有關自身的信息。如果一個人不能確定其個人信息被第三方在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獲取，個人信息主體即被剝奪善意行為的自由。
基于以上，個人信息財產價值從其人格屬性中抽離出來本身不成問題，只是需要在保障個人意志自由與鼓勵數據生產者創(chuàng)造信息財產價值之間確定實現(xiàn)利益平衡的具體方式。
（二）告知選擇作為個人實現(xiàn)其信息財產價值的方式
現(xiàn)實中個人信息財產價值是以數據生產者開展的數據處理活動實現(xiàn)的，個人信息主體通過網絡參與到信息流動的鏈條中。在傳統(tǒng)的公開權模式下，個人主要是通過簽署許可合同的方式來將其身份標識授予他人使用，在法律效果上體現(xiàn)為雙方當事人就財產權益的劃分達成真正的合意（real consent）。而在網絡環(huán)境下的信息收集和數據生產活動中，無論個人主觀上是否積極地作出同意，在客觀上都是被動地參與，體現(xiàn)為告知選擇（notice and choice）。
在實踐中，告知選擇行權模式具有顯著的優(yōu)勢。首先，由于告知選擇弱于一般合意的法律效果，因此不會發(fā)生公開權模式下的權利轉讓，相應的，個人信息主體一直保有對信息流動進程中防止個人信息權益侵害的追及力，個人信息主體不需要承擔無法預知的信息處理對人格尊嚴造成的風險。其次，告知選擇并不要求個人信息主體對信息內容的絕對控制，可以與線上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的網狀型交易結構相契合，便于信息處理者隨時隨地開展信息的收集、使用和加工，而不必付出較大的交易成本來開展合同的磋商議價，有助于信息的流通和共享。
結語
個人信息來源于個人，與個人身份或行為緊密關聯(lián)，具有人格屬性。數字經濟背景下，個人信息天然內含的財產性特征被前所未有地挖掘。個人信息流通體現(xiàn)了個人的意志自由，個人信息的人格屬性不妨礙其內含的財產價值可以與主體分離，外化為財產并可為商業(yè)利用。不過，與傳統(tǒng)上基于控制的公開權保護模式不同，個人信息財產價值的外化借由告知選擇，達到弱化權利移轉效果的目的，從而一方面可以保護處于弱勢的個人信息主體繼續(xù)保有防范個人信息權益侵害的防御權能，另一方面也降低信息交易磋商的難度，促進數據流通共享，由此以實現(xiàn)數字經濟發(fā)展帶給人們的經濟福利，繼續(xù)保護與提升人的自由與尊嚴。
（本文原載于《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2年第4期）
編輯：張怡時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00576號